在与刘万清有关的许多案件中，保外就医靠的主要是“病理鉴定”，这种造假几乎没有监督，成功率极高，“何况是领导要办，下面的人不敢不办”。于是，从2000年到2008年八年间，刘万清借此积累了巨额的不法财富，直至被湖南省纪委调查。
 

　　汪勇表示，虽然最高法院制定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制定了《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对减刑和假释的执行条件、程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预防在减刑、假释方面的权力滥用有了有效的制约，但仍有极少数执法者因收受服刑人员家属贿赂违规操作而落马；另外，在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中，医院的诊断权、监狱管理局的决定权，都是滋生权力寻租现象的温床。
 

　　有监狱内部人士透露，罪犯与家属只要向监狱警察行贿，从呈报、审批到裁定，各个环节都会有人照应，这条利益链甚至沿着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办理程序，一直延伸到这些程序的终端－法官。
 

　　于是，虽然现在罪犯减刑的条件都是法院定的，罪犯达到条件后由监狱呈报给当地中级或高级法院，由法院进行罪犯的减刑裁定，并且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还要进行复核和听证，但是仍然不时有违规、违法的案件爆发。
 

　　湖南省一名检察系统的人士表示，由于相关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序，有行贿能力的罪犯大部分为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出去”后对社会直接危害性不大，因此，刘万清等人一直没有在这方面闹出麻烦；刘万清最终落马，缘于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与华森公司合作开发的“万明佳园”商品房项目出现价格纠纷，后者被民事起诉后于2008年8月愤而举报刘收受100万元贿赂，导致刘东窗事发。
 

　　刘万清拖下了整个系统
 

　　基建和人事调动，亦成为刘万清敛财的渠道。
 

　　长期以来，中国对监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而监狱领导往往就是监狱企业的老总，既要管罪犯，又要管企业。
 

　　“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合理，既给监狱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也不利于监狱对罪犯的正常管教。因此，2003年司法部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目标，由试点向全国推开，”汪勇说，“将监狱与监狱企业剥离，实现机构、职能、人员、资产、财务的分开，以达到狱警有了‘皇粮’，囚犯有了‘囚粮’，让监狱最重要的两块得到保障。”
 

　　2004年，这一改革扩大到湖南省，其涵盖“经费全额保障、监企逐步分离、监狱重新布局”三项核心内容，但由此产生的企业改制、基建工程和人事调整，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渔利的重要区域。2005年6月，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成立国有独资的湖南万安达集团，地址设在监狱管理局大楼内，刘万清任董事长；湖南省监狱系统内的26家企业，统一改制为集团全资子公司，而刘也因此成为后者竞相攀附的“财神爷”。
 

　　一方面，湖南监企成功分离改革使全系统财政经费得到增加，从2004年改革之初的5.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亿元；另一方面，人事权归监狱，财权交到上面，这都为刘万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
 

　　刘万清的腐败端倪，始于2001年。当年，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对省直监狱的企业进行破产改制，在刘万清的同意下，湖南湘资会计师事务所承揽了赤山、德山等7户企业的破产改制资产评估业务，该所工作人员何庆成分别送给时任省监狱管理局总会计师廖秀成、财务处副处长罗辉10万元和9.6万元，案发后，廖、罗二人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分别被判刑。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卜中云的情况也很有代表性，其贿金均由下属提供。从2004年至2009年，在升任副局长之前，曾多年担任津市监狱监狱长的卜中云每年都要代表津市监狱和相关企业送给刘万清两万元，其中，2008年送了5万元。最终因行贿罪和受贿罪被判7年徒刑的卜中云交代，所有送给刘万清的钱均来自原附属于津市监狱的缸套公司，自己曾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长；送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缸套公司的上缴利润额，因为刘万清作为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和下属企业万安达集团的董事长，对缸套公司上缴利润的数量具有决定权。 (责任编辑：鑫报)